??一．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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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3年末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爸爸是一个国有建设公司的机械师，妈妈是同一个公司的门诊医生。说是医生，其实只是在社区里面 大家处理一下小伤，或者看看小伤风感冒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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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时候，学生家里都差不多穷。物质条件比较拮据：比如冬天几乎唯一的蔬菜就是冬储大白菜，我的小时候还用粮票菜票，胡同里面上旱厕，除了校服没几件衣服。因为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毛裤都是彩虹色一截一截的，因为我妈拿不同颜色的毛线给我去接毛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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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开亚运会那年，我在朝阳门小学上学了。30年过去，时间是一把沧海桑田刀，砍得“当年”面目全非。现在这所小学已经不存在了。而当时我坐着上学的北京地铁，二号线是马蹄形的，还没有闭合成一个圆。如今北京有多少条地铁线，已经数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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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费了半天劲儿，才混上一个小队长，整天戴着“一道杠”还挺美。给老师们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个头特别大（我10岁就长到了170cm），老师训话要让我坐下，她站起来，否则没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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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语文老师，唐老师，非常看好我，偷偷跟我妈说我将来能成为作家。不知道她当时是不是认真，但我是往心里去了。现在我常常在社交媒体写文章，也准备出书了，也不知道实现没实现当时她想让我成为作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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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小学高年级，我妈开始让我学习传统乐器，也就是扬琴。学琴价格不菲，但是估计父母对我学习能力不那么自信，看我粗心还淘气，可能是希望我升学还能有另一条出路，于是也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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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果然用上了这个所谓的“特长”，进了北京二十七中学的民乐特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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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二十七中有很深的感情。这里紧挨着故宫的东华门，每天能围着宏伟的世界人类遗产练800米长跑。每个冬日的早晨，挨着故宫红墙的护城河边上，一群大爷喝着寒气打太极，剃头师父在皮带上呲呲的刮自己的刀，而我们像一群羊一样，被骑着电驴的体育老师往前赶。如此富有意境的锻炼，后来我跟外国友人描述的时候，他们都羡慕的长叹：“such a privilege! ”（简直是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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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开始对学习文化课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许是小学的课不够挑战，我一直觉得没有意思。而到了初中，特别是初二之后，我发现自己能轻轻松松考年级第一名，而且居然比第二名的孩子高几十分，甚至快一百分，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老师们也逐渐发现了我是个聪明的孩子，都等着我替他们创造奇迹，于是怂恿我一个特长班的孩子，去报考当时北京最好的高中：北京四中。我是一个二愣子，没怎么想就报考了，没想到还真的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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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困惑与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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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四中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甚至一段时间成绩垫底，老师频频请家长。可能是因为老师害怕我影响升学率，所以说话也有羞辱的成分。16岁以后，人就开始有自尊了。我再也不是爱玩的小孩子，也是有个尊严的大人了，至少我自己内心这么认为。有段时间严重焦虑，根本睡不着觉。由于在宿舍里翻来覆去，影响了同学，也招得同学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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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没上过这么好的高中，这种和一群精英厮杀的局面她从来没有见过，所以面对我的痛苦，她也无法给我更好的建议。她只能跟我说，随便考个一本得了，没必要非得拼清华北大。但是我内心知道，肯定有办法破解这个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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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住校，晚上10点25集体熄灯，早上6点25集体起床。所以延长学习时间，搞熬夜战术，是不可能的。我有一天坐在教室里环顾四周，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的敌人既不是时间，也不是我的同学，我的敌人自始至终只有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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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足够聪明，能想到克服我自己问题的方法，那么肯定有足够的时间去提升。考试也不是格斗，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都只是一张卷子，只要你自己不出错，别人不能拿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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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非常“形而上”的哲理，却指导了我两个重要的方法论。
第一个方法论是：我要复盘自己的错误。“错题本”这种东西，每个孩子都有。但我的错题本不一样，我不仅把每一道错题记下来，把正确答案再做一遍，我还把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到底哪里想错了，这种错的思路还会发生在其他哪些题型上面也都一一写下了。写下来之后，我反复的看，看我还有哪点没有想到，继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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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法论是“各个击破”：考试本质是一个得分的游戏。而分数的分布，肯定不是均匀的，有些分好得，有些分难得，有些科目很容易上分，有些科目很难。对于我来说，我马上发现，化学和英语是最简单的。因此我先把它们提升到几乎满分的水平，心里就有底了。至于语文和数学这种比较难啃的骨头，可以等心里有底之后，再去攻克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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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考上了当时分数线最高的清华大学生物系，成了二字班的一员（2002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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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岁的我，在自己的探索中就学会了“复盘反思”和“各个击破”的方法。20年以后，我看现在很多创业公司的演讲中，都讲这些方法。这些演讲都是很好的，但唯一的缺点是，如果你不经历一个困局，不自己去领悟这些，演讲也只是演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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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成功并不一定非得靠“吃苦”。大家都会勤奋，你要更优秀，并不是靠比别人睡得少，干得多，而是靠聪明的方法。这个哲学，贯穿了我后来人生阶段的始终。我还为此总结了一句人生的标语：“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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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富人”，主要还是指聪明人，经历丰富的人，他们都是靠方法论，技术的提升来使得人生走到更高的高度。我们不能拿身体去硬扛，因为身体不能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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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那个时候，就比较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喜欢寻找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方法论，而对“刻苦蛮干”并不是非常欣赏。也许是骨子里的“懒惰基因”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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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学与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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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上清华的时候，对我全家人都是一个震撼。与我一年高考的表弟，也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985大学。我姥姥一生是半文盲，大字不识几个。辛辛苦苦养育大了6个孩子，却一直对自己没有文化这件事感到自卑。每每谈到这些的时候，她总是用细小的声音说：“我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
那一年夏天，两个孙辈成了名牌大学生，姥姥突然开始有了一点点底气。她和我几个姨妈，在邻居们都在楼下乘凉聊天的时候，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社区十几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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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总是感到心酸又幸福。我们一大家子，敲锣打鼓的把我送进清华。在哪里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不论说着什么乡音，不论家境如何，不论父母是拉着lv行李箱的富豪，还是背着编织袋的农民，所有人都喜气洋洋。我们这一群小学子，就跟当年中举的举子一样，被亲友簇拥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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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快清华就给了我们适当的教育。一个是思想情怀上的，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古代的举子，我们要努力学习，要使劲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第二个是心态上的，群英荟萃的地方，精英对精英的碾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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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大学之前，虽然我也有成绩下滑，甚至垫底的经历，但是我从来不懂什么叫谦卑。我只知道仰仗我自己的天赋，只要稍微努力，就可以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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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浅薄的“人生经验”，在清华得到了彻底的颠覆，甚至是碾碎。我的同学们太厉害了，有的可以半夜三点睡觉，第二天依旧容光焕发。有的可以看一眼大部头，就知道后面100页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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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个残酷的人生教育，对我来得太晚，也太深刻了。在清华的日子，比高三苦好几倍。有几门课在都在70几分晃悠，半夜都做噩梦。我都来不及理清自己的自尊心和脸皮该往哪儿摆，就到了大三，进入了人生该抉择的阶段。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是出来工作，是去读研究生，还是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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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小插曲。我们系有两个名额，可以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学期，学校承担所有费用。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想去国外开阔一下思想，拓展一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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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学习中等，根本不可能被选上。可惜与我竞争的两位同学，是情侣。最后他们一个可以去，一个不能去。最后两个人都选择不去了，留在学校在一起。于是，老天爷又一次眷顾了我，把这个公费交换的名额扣在了我的脑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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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澳大利亚之后，眼界大开。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那里选了神经科学（也就是脑科学）的课，发现他们的教案与国内的教案完全不同。在那个时候，国外的课程还是偏应用一些，比如说，他们就会讲儿童语言发展障碍问题，和老年人脑衰老之后的各种老年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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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应用课程，给我打开了思路。在这个之前，我一直对前途有个两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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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知道，我做实验或者搞理论研究，不论是生化，是结构，还是做小鼠大鼠猴子实验，都是永远做不过我的同学的。况且我越学习，越发现，真正的生物科学的爆发时期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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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真正爆发期到来的行业里，你具体干什么细分领域，其实不太重要。比如计算机科学，你是搞网络安全的，还是搞软件工程的，都有很多机会。但如果一个行业还没迎来爆发期，那么很多细分领域都会出现红海竞争，没有拓展的机会。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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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也干不出放弃专业，去投身金融或者计算机的抉择。因为我知道，虽然我只是个本科生，但是我不能出生物医学这个大圈子。一旦出了这个大圈子，我将毫无竞争优势。热门领域所有人都知道，从大一之前就开始发力的人太多了。你跑到人家的战场，要打赢战争，就必须要流很多血。在清华四年，我真的已经苦够了，真的不想再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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