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正,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研究员;吴钰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焦磊,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知识生产模式下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建设研究”(21yja880029)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年第一期164-171页。

摘 要:随着传统知识生产模式ⅰ向新知识生产模式ⅱ转型,博士研究生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顺应知识生产模式ⅱ伴生的跨学科、复合性、应用性、社会反思性等新变化,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跨学科性”特征日益凸显。在把握知识生产模式变化及其对博士生培养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外一流大学积极开展跨学科联合博士项目,借鉴其跨学科博士生培养表现出的开放灵活的招生选拔、卓越拔尖的培养目标、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合作贯通的导师指导、严格规范的培养质量保障等经验,面向未来提出我国变革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中国范式”。

关键词:新知识生产模式 跨学科 博士研究生 培养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研究生教育处于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顶端,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最高层级,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是我国实现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及应对全球人才竞争的重要途径。伴随知识经济的深化发展,作为知识生产重要主体的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其一,博士研究生培养与职业需求错位。长期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培养单一学科下某一专深领域的学术从业者为目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职业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就业去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等非学术就业领域对博士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彰显,企业“卡脖子”核心技术的攻克需要一批拥有跨学科融通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传统培养模式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仅适用于学术场景,其过度专门化的知识和能力结构难以契合以应用为导向的非学术职业场景。其二,前沿科技问题及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科学、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人类健康等前沿科学技术领域及重大社会问题愈发呈现出跨越学科边界的征貌,单一学科培养模式下的博士研究生不具备应对和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广度及跨学科能力。再者,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内部的知识创新瓶颈日益凸现。博士研究生往往聚焦于单一学科下的某一研究方向从事知识生产活动,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和培养过程中所从事的学术研究范畴越来越窄化,当前囿于单一学科局部的知识创新愈加困难。与之相反,学科交叉地带成为知识生产的新“领地”,而传统培养模式所构筑的藩篱使博士研究生无法在学科交叉地带进行知识创新活动。

内外部挑战迫切要求传统的博士研究生学科封闭培养模式加快改革。博士研究生教育本质上是培养知识生产者的活动,是一种知识生产者的繁衍机制。因此,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应遵照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而变化。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促使知识生产方式由传统知识生产模式ⅰ转向新知识生产模式ⅱ。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知识生产由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是基于学科进行的。高校作为仅有的知识生产场所和主体,以生产本学科的科学知识和培养学术接班人为目标。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知识生产的范畴、机构、主体不再限于模式ⅰ中的单一学科与高校,知识生产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景中进行的,即在新知识生产模式下产生。在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知识生产以解决复杂化、综合化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导向,是基于跨学科与应用情境进行的。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目前主要还是由单一学科及高校主导的传统模式,尚未完全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正如厄舍·罗宾(usher robin)所言,传统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再是唯一或最好的训练知识生产者的方式,其完全植根于模式ⅰ,不能灵活满足知识经济的需要。[1]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内外部挑战性环境均指向跨越学科界限培养博士研究生。

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是在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理论指导下,突破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路径依赖,形成涉及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科研指导、评价等多要素的跨学科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新标准样式和运行方式。那么,在知识生产模式ⅱ下应如何跨学科培养博士研究生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深入探析知识生产模式ⅱ对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有何要求,以及应从哪些方面构建体现跨学科特色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等问题。为此,本文在分析知识生产模式有关原理基础上,以博士生教育先行者与引领者著称的美国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开展跨学科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从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生源遴选、培养目标设定、课程设置、导师指导、质量保障五个维度剖析其培养模式,针对我国博士生培养现状与不足,提出未来若干改革趋势与发展展望。

二、理论:知识生产模式的要义及其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机理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理论要义
诸多学者对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系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最早是由英国的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提出的[2],其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对比分析了知识生产模式ⅰ和知识生产模式ⅱ。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与新知识生产模式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表现在:其一,知识生产模式ⅱ并非截然对立于知识生产模式ⅰ,而是基于模式ⅰ演化而来,是知识生产深化发展的结果。在掌握模式ⅰ下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同时具备基础的跨学科能力,反过来能够“反哺”于模式ⅰ的内涵延伸,两者是互不冲突、相互补充的关系。[3]
其二,两种生产模式在具体特征上又是相互区别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是指以高等学校为唯一的知识生产场所,相同学科的师生组成学术共同体,成为知识生产主体,各学术共同体普遍基于学术兴趣或好奇心在学科内部生产理论知识,各学科通常拥有公认的学科权威,强调在认知情境中探究知识的内在价值,知识生产的同质性特征较为突出。各自学科内的同行专家按照学科知识进步程度作为衡量和评价学术贡献的主要指标,以深化基础知识和培养学科专家等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而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突出特点是“跨学科性、社会弥散性、应用性、反思性、异质性”等,模式ⅱ中的“跨学科性”不是表层意义上学科间或跨学科的知识活动,本质上是多个学科所提供知识的积累。新知识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大学学科内部,而是分布在不同知识生产主体和交叉学科中,多方参与专业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的质量控制采取多元化评价。模式ⅱ以解决社会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集结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动态发展的理论框架,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得以朝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在满足工业、政府和社会需求的同时,知识生产在社会中扩散,促进知识的应用与创新。知识生产主体突破单一的高校范围、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技术机构、政府研发部门、智囊团、实验室等组成多样化的知识生产主体。随着知识的分化和研究的专业性,知识生产的界限不再局限于学科内部,而是在应用情境下围绕特定、复杂的问题展开,组建临时的、异质性的跨学科联盟或团队,以满足应用情境下多变的社会需求。同时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会考虑到公众利益和社会职责,以培养跨学科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及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为宗旨,因而更具反思性。
(二)新知识生产模式与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联动机理
随着知识生产从模式ⅰ转向模式ⅱ,博士生群体作为知识生产的直接相关者,其培养模式的内涵亦因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而发生变化。知识生产模式ⅰ强调“学科性”,由师生在大学特定学科内进行知识的生产与传递,传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具有典型的“师徒制”特征。[4]随着知识生产模式ⅱ“跨学科性”特征的彰显,知识生产的主体由高校拓展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相关组织部门,知识生产的范畴从单一学科扩展至跨学科领域,对知识的质量控制由学科专家的同行评审转向多主体参与及更加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新知识生产模式带来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筛选机制、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学术写作、论文评审等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换言之,为适应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新特征,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需要随之革新。
1.知识生产主体的跨界性:从大学内部走向外部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ⅰ中,知识生产的主体和场所仅限于高等院校内部,以学科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生产为核心导向,知识生产的学科壁垒和等级性突出。随着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纵深发展,知识生产活动冲破了高校的学术围墙,从校内迈向校外,知识生产的主体和场所从大学拓展至非大学机构,社会主体的参与充分凸显出知识生产的跨界性特征。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跨界性还体现在知识生产的方式上。模式ⅰ依靠师生组成学术共同体进行纯科学知识层面的逻辑验证与探索,新模式则通过非线性的、社会的、线上的、非正式的形式组建多样化跨学科研究团队或联盟,知识在社会领域中扩散,可以跨越学术机构、特定研究领域、专门程序或技能的限定范畴,灵活地运用多样化的知识到应用情境中,在不同的生产主体与情境中进行知识的生产、应用与创新。
伴随知识生产主体、场所、方式的变迁,博士研究生在从事高深知识的生产、应用与创新活动时,既需要来自高校内部不同学科专家的精深理论指导,亦需要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等机构专业人员给予其不同领域的专业见解与发展建议,使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协同参与到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彰显知识生产的多主体性和跨界性。
2.知识生产范围的扩大化:从单学科走向跨学科
模式ⅰ主要存在于认知情境中,根据师生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特定兴趣展开,从事科学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模式ⅰ情境下,高校是仅有的知识生产单位,由师生共同体围绕单一学科展开研究,大学基于特定方向培养本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并开展知识生产活动。但随着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出现,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情境为背景,打破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开启跨学科的新方式,模式ⅱ下知识生产的范围更加宽广,因而也显示出异质性和非等级性的特点。博士研究生培养在模式ⅱ下将朝着“跨学科”方向发展,涵盖设立跨学科博士项目、打造跨学科导师团队、设立跨学科博士课程、开展跨学科科研训练等内容。综合学习与运用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组建灵活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共同致力于解决复杂化的社会实际问题,进一步扩大知识生产的范围,发挥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性和反思性。
3.质量控制方式的多样性:从单一化走向综合化
知识生产模式ⅰ中,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由同行专家基于博士研究生的原创知识贡献做出评价,以其对本学科专业知识的贡献作为核心评价指标,是一种质量和控制相互强化的评价过程。用以引导博士生在特定的学科核心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也体现了“学科守门人”的关注重点和兴趣范围,采用相对苛刻且单一的质量标准进行评价。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应用性和社会情境性,不仅关注学术指标,围绕广域复杂现实问题,还鼓励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参与质量控制,驱动大学内部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来自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外部专家或技术人员均参与到评价过程中。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专业性评价与社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更加综合化、合理化的质量管控体系。
综上所述,新知识生产模式所蕴涵的知识生产主体跨界性、知识生产范围跨学科性、质量评价多元化成为驱动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动力,与之相应,博士研究生培养主体将趋向更多外部主体协同参与,高校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跨学科培养,内外部多主体涉入博士培养各环节的质量控制,形成新知识生产模式与博士培养改革的联动(图1)。
图 1 知识生产模式ⅱ与博士研究生培养联动机理
三、比较:世界一流大学新知识生产模式下跨学科博士生培养模式

研究选取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作为案例高校,五所大学在q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高等教育》三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均位居前列。与此同时,五所大学在培养卓越人才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跨学科”是知识生产模式ⅱ下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显著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初吉本斯等学者系统阐述了新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内涵特征后,美国高校陆续开展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传统哲学博士的培养也相应进行跨学科改革,带有模式ⅱ影响下的新特点。五所世界一流大学均设置了一系列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以培养跨学科高层次人才。如密歇根大学在1996年设立生物医学工程系,1997年设置了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博士项目,培养能将科学和工程转化为解决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重要难题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探究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有助于深入分析大学是如何变革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以适应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新变化。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涉及“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选拔、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导师指导方式、培养质量保障等方面。

(一)开放灵活的跨学科博士生生源选拔

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较为成熟,为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对博士生培养带来的新要求与挑战,美国高校主动设立并实施了“跨学科博士项目”,在培养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浓郁的“跨学科特征”,首先体现在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录取环节。美国各高校在博士生培养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主动性,不以分数作为录取的单一指标,招录标准更为灵活和开放,允许学生跨专业、跨学科、跨学院申请博士学位,重视博士学位申请者的专业基础能力、学术兴趣、科研潜力、综合素质等多元品质。美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一般采用“申请—考核制”,博士学位申请者向高校提交申请材料,涵盖入学申请书、专家推荐信、外语等级成绩证明、大学期间的成绩单或学历证明等,由学校研究生院或院系部门进行资格审核,通过审核后参加专业面试,通过后方可获得博士入学“通关卡”。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设立的医学工程与医学物理学博士项目(medical engineering and medical physics)欢迎来自广泛社区、背景和经验的申请者,寻求在工程学科或物理定量科学(例如化学、物理、计算机科学、计算神经科学)等广泛领域具备专业能力,致力于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物学、医学领域实践,学术兴趣与成为医学科学家意愿强烈的学生。[5]

美国高校选拔的核心在于考察申请者是否具备跨学科博士项目要求的相关背景、学术资质、科研潜力、创新精神等素养。筛选过程极为严格,学业成绩仅是参考指标之一,在资格审查及复试环节对候选人进行多维度的综合考察。

(二)卓越拔尖跨学科博士生培养目标

五所大学设立“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的目标是培养卓越拔尖的跨学科高层次人才。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跨学科哲学博士的目标是通过学习技术、数据科学、神经科学等跨学科领域的知识,培养下一代 的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教育领导者。[6]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整合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商学院和肯尼迪学院的知识资源,培养在学区、州和联邦教育部门、政府机构、非盈利组织等场所担任系统级(k-12教育领域的变革型领导者)领导职位的教育工作者。[7]mit“跨学科统计学博士项目”,集结航空航天、大脑与认知科学、经济学、数学、机械工程、物理学、政治学和社会与工程院系联合培养跨学科博士,培养具备多学科专业素养的统计学人才。[8]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的“生物医学工程哲学博士项目”是由拉克姆研究生院授予学位的跨学科项目,覆盖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多个学科,培养在教育、培训和前沿研究领域的生物医学工程师。[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旧金山分校联合设立“生物工程哲学博士项目”并颁发学位,有效整合了旧金山分校生物医学和临床医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物理和生命科学的优质资源,培养未来的生物工程的领导者和创新者。[10]

在模式ⅱ强调跨学科性、应用情境性和社会反思性等新特征背景下,美国高校博士的培养目标紧跟社会变化,注重培养博士生在跨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强调实践能力与应用创新能力。设立跨学科联合博士项目,鼓励博士生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灵活运用多学科知识和跨学院优质教育资源,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形态搭建跨学科研究团体或组织机构,激发博士生跨学科研究的兴趣和潜质,创造性地探索解决新出现的难题,以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储备、开阔思维视野、实践能力强的卓越拔尖人才。

(三)丰富多样的跨学科博士生课程设置

课程学习是美国大学培养优秀博士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对于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而言,一方面设置了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博士课程,包括学科专业课程、跨学科课程、研讨课程、教学实习课程等,设定博士阶段修读课程的类型和学分的最低要求,可以有效保障专业知识学习的专深度与广博度[11];另一方面拓宽了课程学习的方式,除了通过课堂讲授接受正式课程外,博士生也可以通过实验室轮转、课题项目参与、专家座谈会等非正式课程的方式,在不同学科、学院、机构参与学习,了解前沿、跨学科专业知识与研究领域,通过教学实践和科研训练提升自身应用创新能力,从而激发博士生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兴趣和积极主动性。

以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设立的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中的“医学工程和医学物理博士课程”为例,除了从医学与工程、生物医学科学与临床领域选择核心课程,夯实跨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外,还开设前沿课程和研讨会提升专业技能、开阔研究视野(表1)。

表 1 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医学工程和医学物理博士课程
资料来源: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健康科学与技术跨学科教育项目官网。[12]

设置深度与广度并具的课程体系是跨学科培养博士的重要途径,在夯实学生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多学科领域知识的交叉融合和实践方法类课程的学习,以及开展复杂性、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博士生的知识生产能力。美国顶尖大学跨学科博士前两年主要进行课程学习,这也说明其具备丰富系统的课程体系和规范,能为后续的跨学科研究奠定深厚的多学科知识基础。

(四)合作贯通的跨学科导师指导方式

传统对博士生的指导方式延续了德国的“学徒制”,由单一导师指导博士生的课程、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博士生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范围。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需要跨学科的师资队伍,采用双导师或导师委员会的指导方式,利于传授给博士生多学科的理论和观点。跨学科导师团体的组成是多样化的,在大学内部可以是来自不同学院、学科和专业的导师或教育管理人员,在外部可以是企业技术人员、政府研究中心或社会机构的专家,为博士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头脑风暴和思想碰撞的可能。

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受到来自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哈佛商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知名教师的专业指导。密歇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哲学博士”为每位博士生设立论文指导委员会,要求其中一位委员来自其他学科且熟悉博士研究生的研究领域,以提供多元视角的指导意见,实行“导师与论文委员会”相结合的方式,对课程学习、资格考试、论文撰写等环节予以指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人类学博士”由联合项目的教职员工指导,论文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分别是作为主席的学生顾问、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的内部成员、旧金山分校医学人类学项目的内部成员、伯克利分校来自其他部门的外部成员,以提供给博士生跨专业的指导建议。[13]

美国高校博士生指导实行导师与指导委员会相结合的方式,对博士生的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博士资格考试及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提供科学专业的建议与指导,共同致力于培养高质量的跨学科博士。一方面能够增进校内外专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推进校企合作或产教融合,开展创新性研究,综合性地解决复杂现实难题;另一方面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不同学科指导专家可拓宽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视野,激发跨学科研究的兴趣与创新思维。

(五)规范系统的跨学科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

美国高校对于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保障,贯穿了整个培养过程,招生选拔是作为保障优质博士生生源的首要环节。培养过程中的质量保障环节主要是课程学习及学业考核、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制度和学位论文的写作与评审环节。中期资格考试制度充当着淘汰与分流机制,通常在入学的第二年期末进行,由3~6名本学科专家和个别外部专家共同组成博士论文资格考试委员会。考察内容围绕跨学科项目的内容展开,考察的知识点和内容较为广博,通常以笔试或口试的方式,笔试分为学术论文或撰写专题研究报告,口试则由资格考试委员会围绕专业知识、研究方向展开问答。中期资格考试制度的淘汰率较高,普遍在5%~20%[14],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考核后进入资格审核阶段,通过中期考核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论文写作环节,每个学校的分流规则不尽相同,若无法顺利通过只能退回申请硕士学位,这无疑给博士生们施加隐性的学习压力,同时也是作为警示机制督促博士生们抓紧日常学业,严格规范过程中的培养质量。

斯坦福教育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项目”要求博士生完成学习核心课程、选修课程、方法论课程、辅修计划和专业研讨会等,达到规定的135学分,成为候选人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进行论文提案、撰写论文和完成口试等环节。[15]密歇根大学“应用物理学跨学科博士项目”要求博士生尽早参与教授的研究,并在第一年完成受监督的研究项目,积累初步的跨学科科研经验,实行严格的博士学位审查制度和淘汰制度,博士生需要完成7门规定的课程并获得b及以上的成绩、4门选修课程、1门4学分的非论文研究课程并参与研讨会课程,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才有资格进行论文写作环节,最后是论文的口试和答辩,由学术委员会进行审核。[16]

美国大学尤为注重学位论文选题、研究、评审和答辩的过程与质量,对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及质量控制极为严格,强调学位论文的实用价值。通过设立跨学科导师评价委员会,从原创性、应用性、反思性、跨学科性、战略性、社会性、生态性等维度对学位论文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实行全培养过程的淘汰机制,包括生源选拔、课程学业考核、资格考试、论文评审各大环节,从而有效地保障了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四、展望:我国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发展

近年来,我国为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增设了教育博士、兽医博士、临床医学博士、口腔医学博士、工程博士、中医博士等六种专业学位博士类型,但无论从博士学位授予的学科点还是从招生培养的数量和规模来说,当前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仍以学术型为主。同时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为代表的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机构依托模式”“项目依托模式”等,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总体而言,传统的院系学科组织管理形式作为一种“惰性模式”,成为跨学科协同育人的壁垒。其次,现有跨学科资源调配来源单一,难以支持跨学科的多方资源需求。再者,缺乏高水平稳定的跨学科师资队伍,难以形成跨学科人才培养合力。
由于学科组织形式、培养资源调配、跨学科师资聘任等方面的制约导致目前我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仍然主要采用传统单一学科培养模式,即依然遵循模式ⅰ的培养路径。高校仍是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垄断性组织,在单一学科之下甚至是单一学科下某一更为狭窄的方向培养博士研究生,表现出在招生选拔、课程设置、导师指导和质量保障等方面面临系统性挑战[17],难以满足复杂多样外部社会需求变化。具体而言:
其一,生源选拔存有明显的学科壁垒。我国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遴选时,一方面通常将申请者是否具备本学科专业背景作为限制条件,另一方面采用申请考核制筛选生源时,过分看重学生已有科研成果,即已发表成果的层级、数量等,复试环节侧重于“应试”专业能力的考察,对于是否具备跨学科的研究兴趣、学术动机、综合素质等考察不足。
其二,博士课程的系统性、广度不够。必修课以本学科的专业课程为主,选修课程数量少,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课程;课程类型单一,以被动接受为主,课程考核方式多为提交书面研究报告或论文,缺少前沿研究问题的嵌入,难以培养学生问题解决及应用创新能力等。
其三,以单个导师指导为主。博士研究生培养延续传统的师徒制,缺少其他学科和高校外部导师的参与。单个导师能够在其擅长的专业领域提供学术指导,但不利于博士研究生从事与社会需求紧密相关的、超出单一学科范畴的研究。
其四,质量保障机制不健全。一方面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未发挥实效,当前我国博士生清退的原因多是超过最长学习年限或未遵守按时报到注册等规定,而非培养过程中根据学生表现进行的分流淘汰;另一方面博士质量评价由同行专家的终结性评价主导,表现为主要考察科研成果产出和学位论文的原创性,忽略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跨学科能力、思想品德等素质的评价,缺少外部多元主体参与和第三方机构的评价,评价方式较为静态单一。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深化发展,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改革与创新博士研究生教育方式,将博士研究生培养视为促进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重要人力支撑。伴随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扩张,社会各界对博士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质疑之声增多,究其原因,传统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已无法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面向未来,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是我国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实现2035年培养造就高水平人才队伍、2050年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愿景目标的战略力量。因此,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变革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成为必然选择。借鉴美国知名大学为应对知识生产模式ⅱ机遇与挑战而变革博士培养模式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我国高校应主动改革传统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积极探索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一)建立综合包容的跨学科博士生筛选机制
我国高校博士研究生招收普遍采用“申请审核制”,但在筛选指标上看重学生的学历背景、学科等级、科研成果、学业成绩等,并附加相关学术要求,如发表刊物的数量和层次、是否作为独立撰写作者、专利发明、相关著作出版等。在筛选跨学科博士研究生时应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科研基础、学术潜力、思想道德等综合性因素,不以固定的学科专业、学历层级或科研产出等指标将学生拒之门外,秉持“开放、包容、多元、平等”的基本原则,选用综合性评价指标考察学生的学术兴趣、科研能力、逻辑思维等,形成合理竞争、综合评价的选拔机制。
首先,高校跨学科博士研究生招生应着重考察学生的科研潜力与综合素养,对申请者的跨学科专业背景、学术基础、研究动机等条件进行筛选。[18]知识生产模式ⅰ中的学科专业知识是新知识生产模式发展的重要基石,拥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具备基础性的知识、研究方法和专业思维,这是开展跨学科学习与研究的基础,同时,具备跨学科研究兴趣是遴选跨学科拔尖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选拔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应贯彻“非歧视原则”和“选拔优质生源的目标”,积极推行招收跨学科博士的项目和资助政策等,以平等包容的态度招纳来自全球不同背景的多样化生源,从中遴选具有强烈科研兴趣、独立研究学术潜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特质的卓越跨学科博士研究生。一方面需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潜质、研究兴趣、跨专业背景等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也需要考察学生是否具备适应博士研究所需的耐心、毅力、合作能力等“软实力”,为跨学科知识生产遴选出优秀博士生生源。
(二)设置内涵丰富的跨学科博士生课程
跨学科博士课程体系是培养优秀博士生队伍的重中之重,需要从跨学科课程的修读、课程内容和课程教学方面予以保障。首先,坚持“主修与辅修相结合”的课程设置机制,在主要学科领域学习核心课程或必修课程来掌握高深的专业知识,在关联领域实行辅修制度,有利于博士生涉猎其他学科专业的关键知识,通过跨学科知识学习促进博士研究生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知识面的拓宽、思想的碰撞,打破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线性思维方式,形成适应于知识生产模式ⅱ的非线性、多元化、整合性的思维模式,积累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迁移知识与智慧,为日后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课程内容要彰显跨学科研究的应用性和前沿性。课程内容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需要将研究方法的学习贯穿其中。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跨学科知识的实际运用,通过灵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决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各种难题,才能有效培养博士生的跨学科研究能力和应用能力。前沿性是指课程内容要紧跟时代,聚焦本学科的热点、重点,以及尚未研究的领域,相近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前沿,探索课程内容的可能性。再次,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实践。除课程讲授外,应包括研讨会、座谈会、实践教学或自主学习等形式。利用研讨会交流最新的学术成果、研究内容或论文进度等,拓展博士生思维能力;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跨单位举办座谈会,邀请来自其他学科、高校、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担任座谈会导师,为博士生提供跨学科的思路和经验学习。跨学科博士课程体系的设置对交叉学科知识的融合与博士生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培养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三)打造多元化的跨学科博士生指导队伍
配备跨学科师资力量是跨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有力保障,有助于学生进行跨学科思考以及为其提供多学科理论视角。一方面,完善跨学科教师的聘任制度。不同学院或机构之间可采用联合聘任、集体群聘或专职聘任等方式选拔教师,教师的职责、权利、考核、评价、晋升等由合作单位联合确定,允许教师出于学术兴趣和研究项目的需要自主组建跨学科团队,从制度上增进跨学科教师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搭建跨学科、跨界导师队伍。跨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队伍是由不同学科专业、身份的教师构成,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能力是根本,拥有多元的知识结构、跨学科的思维和协同合作的理念是关键。鉴于跨学科博士生项目涉及多个学科专业,我国高校应灵活选聘和扩宽导师来源,建立健全教师跨学科合作指导的机制。同时,高校应增进与企业、科研机构或地方政府部门的合作,聘请有经验的专家跨界担任跨学科博士生培养的导师。高校可加强与企业、地方政府部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针对涉及多个学科的应用创新型研究项目协同培养博士研究生,实现博士研究生的跨学科、跨界培养。
(四)建立严格规范的跨学科博士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质量保障涵盖学业成绩考核、中期资格考核以及学位论文的撰写与答辩评审等一系列规范化流程。相较于美国而言,我国对博士研究生的考核相对松散、淘汰率较低,甚至流于形式而受到诟病与争议。鉴于此,可考虑增设博士资格考核环节,并着重发挥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博士资格考核推动博士生教育课程体系建设,通过资格考核考察博士生完成课程学习及知识、研究方法掌握情况,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报告、专题汇报、口头答辩等形式,考察学生是否具备后续完成学位论文的能力,实现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筛选”与“分流”。
此外,完善跨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评价方式也是保障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点。知识生产模式ⅰ转向知识生产模式ⅱ,质量评价的主体拓展到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吸纳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管理人员和导师、博士研究生、企业技术专家和重要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到跨学科博士生的评价过程,从不同主体的需要出发进行多维度综合评价。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及时发现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时调整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更好地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使“培养端”与“需求端”有机衔接,培养应用性、创新性、综合性强的跨学科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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